核心阅读：在互联网条件下，有些作者写作时将网络上未经编校的文本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书稿中，若不仔细查对，很容易出错。要查出古籍引文方面的问题，校对的文化素质，也需要进一步提高。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形势下，提高国学水平成为校对人员长期努力的目标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笔者从事校对工作21年、编辑工作4年，对两个岗位的工作都深有体会，感觉编校矛盾较突出的一点是校对几乎无一例外地有不平之气，叫苦连天：编辑为作者作嫁衣裳，校对却为编辑作嫁衣裳。本文就现在编校质量问题层出不穷、编校矛盾比比皆是的现象谈一些个人的看法。

编辑的责任

编辑的责任不能缩小。校对人员普遍反映，编辑不读清样在各出版单位屡见不鲜。笔者曾给多家出版单位校过稿件，对此也是苦不堪言。编辑不读清样，大约有三种情况：

工作态度问题。通过审稿后，只要稿件内容没有大碍，编辑便松懈下来，将许多工作细节推给校对。有些编辑或不处理校对校改后的红样，或毛毛躁躁潦草了事，直接就交给了排版人员改样，有时连改样后的核红也交给校对。其实，编辑通观全部校样、检查版面、复核校改之处的工作至关重要，稍不留神就会功亏一篑。

工作方向问题。大家都想做畅销书，紧张的情绪、浮躁的心理造成校读的障碍，容易忽略文字上的细节性错误。

工作能力问题。各出版单位一般都设有不同方向的编辑岗位，有些方向如理工科类、艺术类的编辑，在自己专业领域内游刃有余，而语言水平、文字处理能力就相对薄弱。有的编辑半路出家，没有任何出版理论基本知识和实践基础，难以胜任案头工作。

校对的责任

校对的责任正在扩大。现在的校对逐步从单纯的“校异同”上升为“校是非”，已经具备了文字编辑的职能，而长期积累的经验也强化了这项职能。专业校对有认真、严谨、细致、一丝不苟的职业习惯，校对往往疾“错”如仇，对错处倍加敏感，更善于关注细节。以前提倡校对只能负责“打问号”，提请编辑解决，不能越俎代庖。笔者认为如此并不利于校对水平和图书质量的提高，因为在思索、求证的过程中，校对能够充分激活、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，进一步促进、优化校对工作。不过，目前校对人员业务能力普遍良莠不齐，因水平所限，也因受身体疲劳、注意力分散、先入为主的成见等影响而出现判断出错，或有漏改，或改得失之偏颇，甚而误把对处改错。校异同方面，目前尤其要注意书稿中的引文与出处原文的异同，古籍方面的内容更需要严查。在互联网条件下，有些作者写作时将网络上未经编校的文本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书稿中，若不仔细查对，很容易出错。要查出古籍引文方面的问题，校对的文化素质，也需要进一步提高。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形势下，提高国学水平成为校对人员长期努力的目标。

体制的责任

体制的弊端亟待解决。图书出版产品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就是每一个产品都有强烈的个体性，而管理体制往往倾向于一刀切的整体性。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飞跃，互联网时代的当下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异，产品多样性增大，读者分流加强。笔者认为，在出版管理者的领导思维里，应该有一个“兼”字：兼容出版物的多元性。譬如出版物的文字使用，教材读物与文学原创读物的标准不会相同。教材的文字使用讲究规范与典范，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则可以容许各种尝试，否则容易窒息创作的生气，扼杀作家的灵气。

在出版体制的调整中，编辑岗位关键在于一个“分”字：就是细分编辑岗位，设为策划编辑、组稿编辑、文字编辑、营销编辑等，此举为编辑和校对分压减负，可有效杜绝编、校互相推诿的现象，最终使出版物质量得到保证。平心而论，编辑没有三头六臂，分身乏术，在目前的体制中，要保证自己责编的每本图书编校质量合格已经很难。责任编辑的担子越来越重、责任越来越大，有编辑戏言“现在的责任编辑是有限的工资、无限的责任”，编辑的职业成就感下降，职业安定感动摇，职业获得感减少。从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历史经验来看体制的调整，校对岗位关键在于一个“活”字。远的不说，近人范用、沈昌文这样的出版家，都是从校对起步的。而长期以来，校对职业一直低人一等，编辑和校对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，校对不管是否有能力都难以走上编辑岗位。应该打破这种僵化体制，实行岗位机动。新编辑入行，应该先在校对部门工作，能力强的校对，可以转行到编辑岗位。我们知道，杂志往往成了编辑的摇篮，许多杂志就成了图书编辑的“黄埔军校”。其实，校对也可以成为编辑的另外一个摇篮。岗位机动让编校人员在实践中换位思考、学习，能强化出版工作的整体意识和出版社职员的团队合作能力。

教育的责任

教育的责任不可推卸。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不平衡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，中国当代语文教育的弊端是有耳共闻的。语文教育直接影响到出版行业，因为作者与读者都来自学校教育。早在2002年，作家出版社就贡献了王丽策划编辑的《我们怎样学语文》一书，让从20年代到60年代几代作家学者谈他们经历的语文教育，以期引起大众对于语文教育水平下降的关注，同时揭示了提高语文教育的方法。笔者在此从“工夫在诗外”的角度，也提出一个提高编校质量的“先下手为强”的方法：让出版技能教育下沉到中学乃至小学。一切作者都是从学校中来的，假如我们让一个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有良好的校对意识，学习一些简单的编辑技术，这对于将来他们从事写作时保证书稿质量，或从事出版工作时保证图书质量，乃至于对于他们一生中难免遇到的相关文字工作，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学生从小上学读书，为什么不可以从小就学习编书、校书的基本常识呢？戏曲教育可以入中小学，出版教育为什么不可以入中小学呢？我们的学生不仅要读书，也应该知道书是如何编出来的，校对的过程是怎样的，这些学习与实践，一定能增进他们对于书的认识，很可能增加他们对于书的感情。我们应该像培养体育世界冠军一样，从小培育编辑校对技术，培养出版工作人才，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我们早已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、终身学习的时代、文化强国的时代，在这样的时代里，出版应该以其内容的优秀继续引领社会。这种优秀当然来自出版社编辑与校对的精深的专业才能、严格的职业责任，为读者阅读品位把关，为社会读书风尚守门。

（向朝晖，作者单位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）